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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尘埃落定。

全国多地新机构相继挂牌 解码特色机构 该多就多该少就少

　　新一轮机构改革即将尘埃落定。根据去年3月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地方机构改革将在今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

去年底，一二线城市已密集启动新机构挂牌。

　　在此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除了对表中央的“规定动作”，颇受关注的是省市在此轮机构改革中的“自选动作”，即因地制宜设置的地方“特色机构”。

“过去机构改革大都着眼于精简机构、裁剪人员，这次不是以精简为主，而是强调高效，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来合理地设置机构，该多就多、该少就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特色机构”背后，不仅凸显出不同地方的特色优势和发展重点，也成为观察新一轮区域和城市竞争趋势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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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视角

　　特色与共性

　　2018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地方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看来，相比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和2013年的机构改革，此轮改革更注重“内涵”，不只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单兵突进，而是整体全方位推进，在顶层设计上就把党、政、军、群四大体系整体来考虑改革体系框架。

　　除了改革范围的“全方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此轮改革灵活性更强。“以往大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上下对口进行。

这次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设置一些机构。”

　　记者梳理发现，在地方机构改革中，推进跨区域协调合作成为一个重点。

　　在省级层面，广东组建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广西组建了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重庆组建了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

　　在市级层面，深圳也组建市委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和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多个地方的机构改革都凸显出了对加强大数据管理和整合运用的重视。

　　浙江组建了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深圳市专门组建了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成都市设立了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政办公室；杭州设立了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改革往往是由试点积累经验随后复制推广，此轮机构改革中，先行者的经验也被更多地方复制。

　　例如，2009年北京市成立金融工作局，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等地方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

随后，山东、深圳等地先后成立了地方金融监管局。在此次的机构改革中，上海、福建、海南、四川多地纷纷成立地方金融监管局，加强金融机构分层监管。

　　再比如，2015年，成都开全国先河单独组建口岸与物流办，与之相对应，中欧班列（成都）综合竞争力在中欧班列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一轮机构改革中，同样地处中西部的重庆、长沙也纷纷单独设立物流和口岸办公室，长沙媒体解读称“充分体现了对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物流与口岸工作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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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视角

　　放权与控制

　　相比省级机构改革，市一级机构改革中，“特色机构”的“城市特征”更加突出，涉及范围也更广。

　　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城市即是地处西部的成都，在此轮机构改革后，成都共设置党政机构55个，其中“特色机构”就达到了11个，在副省级城市中做到最大化。这11个“特色机构”，从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市东部新城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到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例如，“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是2017年成都在全国首创设立的，其整合了分散在多部门的社区治理职能，目标是 “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横向对比而言，北京市在此轮机构改革将原市委社会工委与市民政局合署办公，加强党对社会建设和民政民生工作的领导。

　　成都市自2018年初提出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战略目标后，大力推进世界上最长的绿道体系“天府绿道”和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建设。

此次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的设立，整合了原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国土、建委、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的部分职能，从部门建制上进一步理清职责，突出城市发展目标。

　　除此之外，东部新城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新经济发展委员会，也折射出成都在近两年打破城市格局和新经济发展上的着力重点。

　　但也有人提出，类似成都这样大幅度的“特色机构”设置，是否造成新的机构繁复臃肿和不稳定性？

　　汪玉凯对此表示，“我认为不会。此次地方机构改革虽然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但必须要总量控制，各省市县根据不同类型，比如经济总量、人口、地域限定了机构总数。除了规定必须要设置的，其他都是地方自主，这样做改变了上下一般粗，不是上面什么机构下面就一定要什么机构来对应，更符合本地实际。”

　　“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设置机构，也根据当地重点发展领域来设置，这都是当地的特色工作。

”竹立家也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复杂性程度提高，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也在增加，政府需要服务和治理的领域也在扩大，这种情况下，地方机构出现了小而精的新现象。“这些特色机构是各地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的适合本地实际的机构改革，是合理和客观的。”

　　“城市发展到不同阶段，城市规划、经济产业都不同，‘特色机构’更加契合一座城市的实际。

而且，‘特色机构’往往体现了一座城市的优点和趋势，也是机遇。”成都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童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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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视角

　　现在与未来

　　设置特色机构，除了地方特色工作的体现，背后也是各地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顺应。

　　机构设置成为突破原有行政体制限制、推动经济发展和治理体系改进的钥匙，也是国际先进国家和城市的经验。

　　2017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将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 Singapore）和标新局（Spring）合并为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新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企业再也不用分头向两家机构寻求协助。

　　以色列经济部是负责商业、工业和劳动的政府部门，起初名为商业与工业部，后经历了多次合并和改名，最终形成了目前的结构，随着经济部发展，这些年来，以色列逐步被称作“创业的国度”、“智慧的国度”，创新经济享誉全球。

　　2015年，在经过3年的推动后，香港创新及科技局成立，统筹及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工作，成为创新和科技领域的“超级联系人”，紧密联系香港、内地及全球顶尖的创科研发机构。

　　事实上，无论是机构的分合，还是特色机构的设立，优化配置、权责统一、提高效率都是机构改革的目的。“首先是大的关系要理顺，要实现职能优化配置，这样才能够实现权责统一，提高治理效率。” 汪玉凯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大市场监管格局的形成，加强金融监管，还是大的应急管理部这样的整合体的出现，说到底就是能够使政府治理在某个领域形成合力，不要分散、职能交叉、职能重叠。

　　竹立家也表示，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权责一致，把以前边界、职能比较模糊的划分清楚，有针对性地设置机构，便于分清责任便于管理。

　　在竹立家看来，此轮机构改革有两个重要目的，要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适应，要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适应。所以各地制定机构要按照现代化的职能机构来设置，不单要符合当下需求还要有长远的眼光，还要对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要有所把握。

“成都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它的机构设置一方面按照中央的部署，另一方面就很好体现其着眼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蓝婧

　　专家点评

　　不同以往

　　相比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和2013年的机构改革，此轮改革更注重“内涵”，不只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单兵突进，而是整体全方位推进，在顶层设计上就把党、政、军、群四大体系整体来考虑改革体系框架。

　　该多就多

　　过去机构改革大都着眼于精简机构、裁剪人员，这次不是以精简为主，而是强调高效，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来合理地设置机构，该多就多、该少就少。

　　总量控制

　　以往大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上下对口进行。这次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设置一些机构。

　　此次地方机构改革虽然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但必须要总量控制，各省市县根据不同类型，比如经济总量、人口、地域限定了机构总数。除了规定必须要设置的，其他都是地方自主，这样做改变了上下一般粗，不是上面什么机构下面就一定要什么机构来对应，更符合本地实际。

　　时代需要

　　城市发展到不同阶段，城市规划、经济产业都不同，“特色机构”更加契合一座城市的实际。

而且，“特色机构”往往体现了一座城市的优点和趋势，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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